总体上来说，出租车属市内交通工具，主要服务于城市内的出行需求。随着社会经济一体化的推进，出租车跨城市服务将变得越来越频繁，但是长时间留守在另一个城市从事经营活动，是对当地经营者利益的蚕食，属于非法营运的形式之一，可是由于缺乏权威的界定标准，治理有一定难度。
一般而言，中心城市的出租车市场较周边城市的出租车市场繁荣，出租车经营权的含金量更高，取得的价值也大。比较而言，外地出租车的营运成本低于中心城市的出租车，如果允许外地出租车驻点营运，将使本地出租车经营者蒙受损失，并最终挤垮本地出租车经营者。以深圳为例，其周边城市的出租车经营权大都是通过竞买（或招标）取得，但与深圳出租车经营权的资源费相比要低得多，驾驶员的承包费用也相应要低。但是，周边城市的出租车经营模式基本与深圳一致，多为企业管理，个人承包经营，与深圳的出租车竞争具有成本优势，并置深圳出租车于不利地位。显然，外地出租车驻点营运破坏了平等竞争的市场规则。如果这种现象不予制止，长此以往极有可能出现“外地车”驱逐“本地车”的现象。记得世纪交替之际，曾经在深圳开出租车的驾驶员纷纺到东莞承包出租车，再驻深营运，导致深圳出租车市场供给虚增，投放受阻。
如果一个城市存在着大规模的外地出租车经营现象，表明这一市场已经失控。许多城市早就认识到限制外地出租车经营的必要性，也曾制定了相应的规则，并试图维护规则的严肃性和权威性，但效果不甚理想，因此，急需创新，寻求更有效的市场规则与管制方法。
现行管制方法一：载客限制型，即允许外地出租车将起点在异地，终点在本市的乘客送到本市，也允许外地出租车将起点在本地，终点在出租车车籍所在地的乘客送出本市，但不允许其从事起点和终点均在本市的收费载客业务，这是许多城市至今为止的通用做法。从理论上讲，这一管制方法于出租车市场发展，于乘客需求满足都有利，但取证不易，执法困难。常用的做法是先将驾驶员和乘客分离，然后分别提问驾驶员和乘客，如果驾驶员和乘客的回答一致，且不属在本市行政区域内重新载客的放行。否则，将没收非法所得，处一定数额的罚款，并责令外地出租车立即驶离本市。实践中，如此执法存在很大缺陷：可能得不到乘客的配合，处理不当很容易侵犯乘客权利；有经验的驾驶员只要事先与乘客沟通好，就比较容易逃脱处罚；缺乏专门的执法队伍，执法频率和执法力度都有限，收不到明显效果；对非法营运的界定常常存在争议，有些驾驶员蛮横无理，有时还用武力威胁执法人员，执法中的风险常常迫使执法带有象征性。
责任编辑：毕丹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