抗日战争期间的陕甘宁边区交通运输

　　地下运输。1935年12月，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。“皖南事变”发生后，国民党顽固派公开撕毁国共合作协议，停发八路军军饷和物资供应，八路军在蒋管区物资采办、运输等均被视为“非法”，受到严密监视、严格限制，迫使边区的区外运输由公开转为地下秘密进行。在无法公开合法运输的情况下，边区政府针锋相对，另辟蹊径，在蒋管区组织地下商贸，运销边区土特产品，购运边区紧缺物资。

　　1940年前后，因日寇占领我国沿海地区和晋南，陕西关中、陕南和河南西部食盐短缺的情况日趋严重。边区在大生产运动中，大规模生产食盐，开展了声势浩大的食盐运销活动。蒋管区需要食盐，边区有大量食盐外销，这就为组织驮盐商贩向边区贩运物资提供了条件。边区政府适时调剂物品价格，给驮盐商贩较丰厚的利润，以吸引其驮运边区需要的物资。1940年至1943年，由边区驮运至蒋管区的食盐共1.2亿斤，驮运这些食盐的商贩同时向边区贩运了大量生产生活用品。

　　>

　　区内交通运输

　　陕甘宁边区在经济上基本是以农、牧业为主的自然经济，区内运输以畜驮为主。1937年前，边区有驴、牛等大牲畜10万头。至1941年发展至：牛22万头，驴18万头，骡马12万头，骆驼1.178万头。

　　集体合作运输。随着边区经济的发展，原有的个体分散交通运输方式已不能适应大规模运输的需要。为此，边区政府在吸收原有朋帮、合伙、捎脚等组织形式优越性的基础上，以村、乡、区为单位，分别组织合作运输队、运输合作社以及综合社附属运输队等运输组织，把大量分散的个体运力变为有组织的集体运输力量，促进了运输大发展。为配合集体合作运输，1942年2月26日，边区政府专门制定颁布了《发展私人交通运输企业投资暂行办法》等文件。

　　公有运输。仅有集体合作运输远远不能满足边区蓬勃发展的需要，发展公有运输就显得尤为重要。一是成立全民运输组织。1938年4月，边区建设厅运销处成立，同年8月，边区政府投资2000元，购置大车3辆、骡子5头，并与公路局的大车3辆、骡子4头合并成立运输队，主要运输边区物资。二是发展部队运输组织。“七七事变”后，八路军大部开赴华北抗日前线，留在边区的联防和留守兵团直属部队，分别建立了各自的运输组织。三是鼓励机关、学校建立运输组织。中共中央在已办起的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基础上，又陆续筹办了军政学院、医科大学、陕北公学等高等院校。为了解决这些院校和边区机关物资运输的需要，机关、学校的运输组织应运而生。截至1943年9月，机关、学校运输队共有牲畜255头、大车35辆，运输人员103名。

　　食盐督运。盐是边区一大财富。边区政府成立后，在食盐生产方面，经过调整劳资关系和改善生产管理，盐田面积由往昔的460块迅速上升为2800多块，年产量可达60万驮，食盐质量也有很大提高。1941年5月26日《陕甘宁边区政府为动员边区人民运销60万驮食盐的决定》发布以后，边区政府组成了食盐督运委员会，各地亦逐级成立组织，大批干部下乡组织动员群众，许多负责同志用相当大的精力领导此项工作，形成大规模的群众运盐运动。同年8月，边区又发布特别训令，指示：“只有把食盐推销出去，才能使边区的经济基础得到巩固。”要求各级政府及派驻各县帮助督运工作的干部，必须坚决地毫不犹豫地完成盐运任务。

　　战勤运输。在战争时期人民为了支援军队作战所直接进行的伤病员护送、粮食和军需品运输等是为边区的战勤运输，战勤运输由已经组织起来的边区自卫军、少先队和边区民众分别承担。1937年，日军进攻晋南，黄河沿线形势紧张，自卫军、少先队首先出发战地，直接为作战部队服务。1938年春某夜，日军偷渡黄河，逼近边区边界，固临、延长、延川的4000多名自卫军和少先队、1000多头牲口，开赴前线，冲过黄河，从火线上运回战利品64万多斤，抬回全部伤员。据统计，在抗日战争爆发的第二年——1938年，边区组织起来的自卫军人数已达22万多人，少先队近3万人。他们自下而上建立起各自的指挥系统——村设班、排，乡设连，区设营，县设团，统归边区保安司令部指挥，并陆续组成了交通队、侦察队、看护队、担架队等，更有效地从事战地服务。这些都是出于群众的抗战热情自发组织起来的，为抗日战争胜利做出了很大贡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