法治思维八问出租车与专车服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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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出租车是公司化好

　　还是个体经营好

　　诸多媒体把出租汽车公司化经营服务视为洪水猛兽，殊不知这一争论也已经长达几十年。一种是极力主张公司化的，认为有利于政府主管部门监管，只监管几个大企业即可，监管个体政府成本太高；有利于组织应对政府大型活动和突发事件；有利于行业科技进步，包括采用先进的科技成果和先进的组织运营方式；有利于促进行业形象提升，成为中国或者当地形象的“代言人”。另一种是反对公司化的，认为规模化、公司化经营为“挂靠”制造了条件；规模化、公司化经营为企业盘剥“的哥”、“的姐”提供了条件，从业人员经营压力大、负担重；政府管理人员与大企业之间利益关系难解难分，容易滋生贿赂和权力寻租问题。两种模式的利弊，在不同阶段表现方式不同，因此每次争论胜者观点极大可能被各地决策者采用，这就出现了“公司化——私人化——再公司化——再私人化”的反复。

　　如果我们理性地去考察中国各地出租汽车经营的模式，私人经营的城市例如温州市，获得经营资格的个人，多数也非其本人提供驾驶服务，实质上也是存在“份子钱”的，被雇佣的驾驶员其地位远远低于公司化下的“的哥”，因为公司化下至少公司都将社会保险缴纳了，只是私人经营条件下被雇佣的驾驶员难以“抱团取暖”而已。因此从法律的思维看，“挂靠”是违法行为，不是公司化经营。企业利用“规模化、公司化”把从业人员出资购买的车辆登记为自己的财产申请经营行政许可，无论是行政许可法、道路交通安全法，还是公司法，都会认为这种登记行为是虚假的，因此也是违法的、无效的。真正的公司化经营是“公车公营”，从业人员仅仅是工作人员；如果从业人员出资购买的车辆登记为企业财产的，必须承认从业人员的股东地位。因此不能把违法行为当成“公司化经营”。“公司化经营”不是市场准入的必备法定条件。“公司化经营”有其明显的优势，但把“公司化经营”作为出租汽车市场准入的必备法定条件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，即有相当数量的“公司”才能“化”。很明显，在目前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情况下，把它作为市场准入的必备法定条件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。

　　因此正确的态度是：鼓励真正的“规模化、公司化”，但不禁止个体经营，市场准入更重要的还有服务质量等标准。以北京市为例，公司化的252家，出租车个体工商户1157户3000多辆车。从这一分析看，《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》第五条规定“国家鼓励出租汽车实行规模化、集约化、公司化经营”，无疑是科学合理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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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“份子钱”罪恶吗

　　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，出租汽车经营服务几乎是单一国有经营的天下，当年的出租司机是“国有企业的主人”，领着固定的工资开着公司的车辆拉私活或者不出车，公司常年忙于防范贪污，司机抱怨工资太低。恰逢当年盛行国企“大包干”，因此出租车行业的驾驶员强烈要求承包交“份子钱”，即：交足国家的，留下公司的，剩下全是自己的。这一改革极大调动了驾驶员的劳动热情，提高了劳动生产率，同时自动解决了驾驶员贪污问题。至今看，承包交“份子钱”依然存在其合理性，不能一概否定。

　　随着社会的发展，“份子钱”没有与时俱进，其弊端日益显露且公司没有及时调整，已经不适应新形势了，主要是劳动法和劳动合同制度实施后，让驾驶员单向交“份子钱”而没有最低工资保障；此外“份子钱”不透明，没有将缴纳国家税收、各种保险、企业成本、折旧等明示，“一包了之”的做法过于简单粗放。

　　根据劳动法律制度，出租汽车经营企业应当给驾驶员最低工资保障，在开出明细账单情况下公开、公平、公正、平等地签订承包协议，交给企业后的部分属于驾驶员的绩效工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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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罢运是“矫情”吗

　　诸多地方的出租汽车驾驶员采用罢运方法，抗争“专车”。为“专车”叫好的媒体人一改过去“声援”的做法，将之斥为“矫情”。出租汽车经营是公共服务的组成部分，根据《行政许可法》第六十七条“取得直接关系公共利益的特定行业的市场准入行政许可的被许可人，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服务标准、资费标准和行政机关依法规定的条件，向用户提供安全、方便、稳定和价格合理的服务，并履行普遍服务的义务；未经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行政机关批准，不得擅自停业、歇业”的规定，出租汽车驾驶员应当承担连续服务的义务，因此罢运是违反行政许可法的，应当利用合法的渠道解决争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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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应当关注什么

　　由“专车”的出现，反思出租汽车经营服务存在的真正问题，一是预约式出租汽车经营方式发展缓慢，有些地方数量很少，有些干脆是空白，没有满足高端乘客需求的服务方式，给“黑车”以机会，因此各地应当认真研究互联网技术的需求数据，做好预约式出租汽车经营的规划，按照服务质量招标方法，公开、公平、公正选择新的经营者；二是出租汽车经营信息化发展缓慢，一方面空驶率常年维持在40%左右，另一方面乘客经常“打车难”，因此应当大力发展出租汽车经营的信息化工作，鼓励互联网技术进入出租汽车信息化发展中；三是出租汽车经营服务、汽车租赁服务立法滞后，虽然有一些基本的法规但零散不统一，因此应当呼吁国家立法部门加快立法步伐。